时间: 2024-04-25 21:17:03 | 作者: 松香树脂
地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记录着区域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形成独特的地名文化。乌鲁木齐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要道，复杂的自然环境、亚欧大陆腹地的区位条件、众多部落与族群迁徙交融、多元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孕育了独特的区域地名文化。多民族地区地名文化对记录历史事实、传承优秀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亟待保护。
乌鲁木齐是新疆尔自治区首府，全疆的政治、经济、交通、信息文化中心，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中西亚及欧洲的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桥头堡，是中国西部国际要道的交通和通信枢纽，是中国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中心，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是欧亚大陆中部重要城市。
乌鲁木齐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世居民族13个，除汉族外，还有尔、回、哈萨克、满、锡伯、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等12个民族。目前，乌鲁木齐市居住有少数民族51个。2016年末乌鲁木齐非流动人口355万，占全疆总人口14.8%。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74.9%，少数民族人口占25.1%。各区、县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位于主城区的新市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和水磨沟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79.8%；而米东区、头屯河区、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区的人口仅占20.2%。
早在2000年前，这里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鲁木齐一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融合地。
有研究表明，市区南郊的乌拉泊古城遗址可能是唐代的轮台城，这也是乌鲁木齐地区最早的城市。乌鲁木齐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今南门外修筑一座土城，城“周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为乌鲁木齐城池的雏形；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将旧土城向北扩展修建新城，周长“五里四分”，命名“迪化”城。此后乌鲁木齐改称“迪化”，意为对边民的“启迪教化”。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迪化城西另筑巩宁城作为满兵营驻地，行政中心也移至此。民间称“老满城”，乌鲁木齐慢慢的变成为驻军和商业中心。光绪十年（1884年），新建疆省，定迪化为省会。从此，迪化又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废除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迪化”，1954年2月1日恢复使用“乌鲁木齐”市名。
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划历经调整变迁，至2016年，乌鲁木齐市辖7个区、1个县：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城区、米东区和乌鲁木齐县，总面积1.42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39平方公里。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458.9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69565万元；三次产业体系为1.1∶28.7∶70.2，经济持续迅速增加、结构一直在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十三五”时期，乌鲁木齐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复杂的自然环境、亚欧大陆腹地的区位条件、古“丝绸之路”节点位置，使这里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要道；众多部落、族群迁徙交往融合，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发展，在这里留下千古不灭的历史印记；建国以来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共存的历史进程，既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建成了这座现代化繁荣的大都市，也形成了乌鲁木齐市独特的地名文化特征。
乌鲁木齐市地名的形成、发展、变化与自然环境、历史变迁、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济活动和城市建设及多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关，地名中保留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体现出乌鲁木齐市特有的地名文化特征。
“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1771年对乌鲁木齐地形的描述。在构造运动和流水等内外动力共同作用下，在乌鲁木齐河以东的天山区为主的老城区，岗丘起伏，梁湾相间。自南向北依次相间排列着南梁、八户梁、小东梁、北梁、红山等高地地名，其间镶嵌着以“湾”相称的各个洼地地名：大湾、二道湾、三道湾、碱泉沟（民间称四道湾）等一直向北延续排列到八道湾。这种“梁、湾”地名是乌鲁木齐老城区地形特征的真实写照。随着城市空间扩展，一些梁湾包括湖泊已不复存在。但这些地名却清晰记录着城市的地形和水文特点，为城市自然环境演变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受惠于区位条件和历史机缘，乌鲁木齐长期是东西方文化、经济、政治交汇之地，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地名文化方面表现出显著特征。源于蒙古语地名有乌鲁木齐“优美的牧场”，雅玛里克山“山羊之家”，乌拉泊“红色靶场”；沙依巴克（区）“河边果园”、多斯鲁克“友谊”、英阿瓦提“新兴繁荣”则是尔语地名；汉语地名如“红山”、“南湖”、“百花村”更是广泛分布；在哈萨克族集中分布的乌鲁木齐县，“萨尔乔克”、“托里”等哈萨克语地名多见。
乌鲁木齐多元文化繁盛、多种宗教并存的特点，在宗教建筑物名称上也有清晰体现。既有清泉寺、红庙子、老君庙等佛、道教寺院；也有分布在不同街区的寺和天主教堂；在寺的名称中，既有尔语命名的“汗腾格里寺”、“吉格德里克寺”，还有以信教群众的原籍地名命名的“陕西大寺”“青海寺”等。乌鲁木齐地名中充分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
与任何有一定历史的城市一样，乌鲁木齐市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地名文化印迹。
清代中期以来的移民屯垦过程中，形成了“头工”、“二工”、“三工”、“中营工”等以水利工程工段命名的地名；“八户地、九家湾、头屯河、老满城、宣仁墩”等地名反映了当时移民、驻军和屯垦过程。
民国时期的地名，“中正路、洋行街”等在建国后被废除；而“中山、新民、健康、文化、明德、领馆（巷）”和反映党在新疆进行革命斗争的“新兵营、八路军办事处”及江南、育才等街巷名保留至今。
建国以后至“文革”前，“解放、胜利、和平、新华、团结、幸福、光明、前进、青年、跃进、建设、人民、友好”等时代特色鲜明的地名成为城市主要路街和地标性建筑的名称。
在“文革”中，友好路、友好商场均改为“反修”，“文革”后的80年代初，依然恢复了“友好”的名称；而“大寨”的地名现在依然存留。
90年代以来，地名命名逐渐规范，同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首先，许多政治色彩淡化、寓意吉祥美好的地名大量出现：“金银、康盛、祥和”等地名多见，尤其在近年的社区和巷道命名中较为突出。
沙依巴克区路、街多以国内河流和疆内行政区命名，如“长江、黄河、珠江、扬子江、黑龙江”和“阿勒泰、和田、克拉玛依、奇台”等路街名；新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以内地行政区“北京、天津、河南、河北、苏州”等命名道路；高新区（头屯河区）路街名称则形成“横山纵水”的地名基本格局。百花齐放、各显特色。整体而言，有规划、有规律。
据课题组对中心城区天山区的调研，该区80%以上的地名为80年代中期以后新命名的地名。这固然反映了城市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社会管理细化，新的路、街、巷和社区大量出现，需要命名；但许多很有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的地名逐渐被忘却、或因“土气、过时”而弃用，令人痛心。
在乌鲁木齐市，记载屯垦和移民历史的“中营工”和“宣仁墩”，前者在BRT站命名时，几经否定，经专家多次据理力争，后者才在建设中的地铁一号线站名中得以体现；而“新兵营”、“老满城”等地名，随着城市发展建设，原址逐渐消失，已慢慢被遗忘了。“南湖”这个自然地理名称，则通过地名工作者努力，作为城市主要道路命名，不仅得以保护，并且公众认可度很高，影响慢慢的变大，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城市地名规划，是实现地名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途径。
若从1758年在南关一带筑土城算起，乌鲁木齐现代建城区有200多年历史，其间，土城——汉城——老满城（巩宁城）——新满城几度变迁更替，但都在现乌鲁木齐市区范围内。各时期修建的十座城门现已消失，大西门、小西门、北门、南门等地名位置搬家，但地名犹存，记录了城市发展历史；而东门、新北门、南稍门、西稍门等地名现已消失；财神楼、马市、洋行街等反映经济活动地名已被淡忘。“新满城”早已不见踪影，“老满城（巩宁城）”这个地名随着城墙渐毁也很快会消亡。若不采取保护的方法，老地名前景堪忧。“二道桥”（桥早无踪影）因“大巴扎”（尔语集市之意）之故，地名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而“八楼”原来只是一座五十多年前一座标志性建筑的习惯称谓，后随着流行歌曲走红，在国内影响很大，而其正式名称“昆仑宾馆”倒没什么知名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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