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5-29 03:44:45 | 作者: 醇醚类溶剂
，1985年3月至1993年4月任兰州大学校长，是一位在兰州大学办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1952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胡之德有幸成为新中国“高考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里的一员。
大学时代，对党和国家朴素的感情、对上大学机会的格外珍惜、对知识的高度渴望……种种因素缠绕交错，在当时兰州大学极端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促成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学习场”，胡之德在这个“学习场”中很快崭露头角。
1956年，胡之德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直至几乎整个60年代，他的主业是“学做一名老师”、完成了从“教师”到“老师”的过渡，同时在仪器设施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科研生涯。
70年代，文革的冲击使胡之德不得不走下讲台，但对学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真知灼见使他始终坚守在实验台上，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5年，胡之德出任兰州大学校长，任上他做了一件“我自己感到最满意的事”，那便是顶着各方压力破格晋升了91位35岁以下没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较少的教师的教授和副教授，时至今日，这91人中已经走出4位院士。
1993年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之后，胡之德回归“老师”，培养博士研究生50余人、与11位博士后合作开展工作、发表SCI论文400余篇，是Elsevier公布高被引作者之一。撰写5本业务著作、合作编著3本高等教育管理类专著、发表教育方面的文章40余篇……
2005年，胡之德正式退休，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和“活到老干到老”的昂扬斗志使他退而未休，组建并带领甘肃省老教授协会的老专家老教授到农村去从事“两基教育”、开展青少年思想素质教育、推动农业科学技术为三农服务、组织教授医疗队为农民诊疗治病，提高基层医疗管理上的水准……在尽心竭力为地方服务中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表彰和时任中央、国家副主席习同志的高度赞扬。
在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195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它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成为新旧招生制度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高考时代”的开始。胡之德便是这“高考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1931年12月24日，胡之德出生于四川荣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随祖父和父亲做农活。1948年底，胡之德从高中失学在家，就又操起了农具。1951年9月，四川荣县中学复学，胡之德得以重返学校，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复学的一年里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一年后便参加了高考。
解放初期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建设国家，所以“国家动员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学生都参加高考”。高考前两个月，四川省按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进行划分，每个行署所辖区域的学生集中在行署所在地进行培训，胡之德所在的荣县属于川南行署。“培训内容主要是政治课，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二是社会阶级发展史，三是简史，这些课程在时期都没有学过”。两个月培训结束，正式参加高考，“高考除了这三门课，也考数学、物理、化学。考完后国家并没有公布成绩，只是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分成两部分，成绩较好的一部分人就直接上大学了，成绩不合格的一部分人其实国家也解决了他们的上大学问题，例如我们川南行署，成绩不合格的被分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上预科，第二年也都上大学了。我是被直接分配到兰州大学化学系”。
当时的兰州大学学生比较少，“我们来之前化学系只有十几位老师、十几位学生，我们这一批通过高考来到兰大的人数是空前的，学生总人数一下子达到了七八百人”。
1952年9月，四川省考上大学的学生被集中到成都，派出了500辆大卡车，每一辆卡车里坐着32个人，“4排，每排8个人，中间两排背靠背，边上两排靠车身，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成都出发，行进了5日才到达宝鸡，之后就分成了西北、华北、东北三队各赴所录取学校学习。
胡之德来到了坐落在甘肃省兰州市萃英门的兰州大学（位于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生活环境是及其艰苦的。冬天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我们南方的学生占到80%，尤其四川人多”，来兰州之前谁都不了解这里的气候，“所以很多人是穿着草鞋、背着草席来的”，9月份入校，10月份感冒的人便多起来了，这还没有到更冷的时候。未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出面和协调，给学生们不论男女每人支援了一套军服和一顶帽子，“就是过去八路军、新四军穿的那种灰色军服”，这下算是安全过冬了。
没有自来水，不论饮用水还是实验用水，都要师生用毛驴到黄河边去拉，拉回来的水装在大煤油桶里边，“桶里一半水一半泥，把上边的水喝了，下边的泥倒掉，老师学生都喝这个水”，后来才用明矾澄清饮用上层清水，再后来老师们教学生用明矾处理后的清水在实验室作蒸馏实验，再用虹吸原理将水循环利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节约用水”。大家都抢着用毛驴车去黄河拉水，以此来磨砺意志，锻炼自己。
“屋外大雨，屋内小雨”，便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宿舍的线平米的宿舍，“还算不错了”，男生28-32个人一间大房子，每人一张床板，房子四通八达的缝子到处通风。冬天的时候，尽管大房子里生着两个炉子，但依然阻挡不了寒气袭人，“大家睡觉就用被子把脑袋裹起来”。起初很多南方的同学生不了炉子，“我还是生炉子的冠军呢，不论教室还是宿舍，炉子大多数都是我生的。后来大家就都会生了，毕竟这是个简单劳动嘛。”胡之德笑言，“大家平常走路的时候看到浮柴都会捡起来，用浮柴生火容易些，大家都很自觉地会这样做”。
学习条件方面，“当时的兰大只有三个教学楼一个礼堂，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平房，而且当时的平房都是土坯砖做的”。
仪器设施也是非常简陋的，滴定管、容量瓶、试管、烧杯，等等，“只有这一些最简单的玻璃仪器，但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大家都很爱惜，轻拿轻放，没有破碎的”。数量有限，仪器设备只能两三个人共用一套，“但大家都要争取做，就轮流进行”。每个人做完实验后，会自觉将仪器清洗干净，以便下一个人操作。
国家对大学生给予了生活上的保障和关怀。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或地方来的带工资的调干生，另一类不是调干生，“国家给这部分人都给了助学金”。3元、4元、6元的助学金保障了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我是6元，最高的，其中4元用作生活费，剩下2元用来买书买文具，那时吃得很好，每日午餐晚餐均四菜一汤。”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却是很高的，“因为刚刚解放，能上大学都是党和政府给咱们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都很珍惜，学习都高度自觉，当时的说法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学好本领了才能为人民服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争分夺秒地学习，冬天上晚自习，“每一个炉子跟前只能围上六七个人，到第二层后就没有热气了”，但这丝毫没有击退大家学习的积极性，甚至晚上10点熄灯以后，大家学习的战场就转移到了路灯底下，“零下20多度的气温是个什么概念呢，黄河结冰后汽车马车都能过去，所以在路灯下学习很多人的耳朵、手脚都冻出了冻疮”。
这样的学习风气像强大的磁场一样紧紧地吸引着当时的兰州大学学生，“这是一种学习拼搏的精神”。
学生近乎疯狂的学习引起了时任校长林迪生对大家身体健康情况的担忧，“天山堂旁边十几米远处就是操场，强制要求老师学生在操场上做工间操，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参加课外活动，也很少有人休息”，为此，学校后来每周六晚在至公堂举办跳舞活动，“除了至公堂，另外的地方的电灯都关掉”，以此强迫师生到至公堂跳舞。同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劳动卫生课程并且达标，“达不了标是不能毕业的”。
“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都是教授，没有助教上课，讲师上课的很少。上课的教授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回来的”。
他们原本能够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外定居，但他们选择了坐至少一个月轮船回国，回国后又车马劳顿来到兰州，“当时的兰州是很落后的地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兰州市当时除了五泉山有一个三层的楼房，是解放前张治中长官住的地方，再就没有楼房了。所以当时这些人能够到这里来并扎根一辈子，我认为都是爱国者，都是好样的”。
解放不久的1952年，教授们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接受了这个教育”。教育使教授们思想观念和情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这样，他们心怀建设祖国、为祖国培养人才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强烈愿望，投身到兰州大学的教育事业中来了。
法国回来的戈福祥教授讲授《无机化学》和《工艺化学》，他是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之一，“后来参与组建了中国化学会”。
美国回来的陈时伟教授任兰州大学理学院院长，后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系物化教研室主任，“他亲自给我们讲授《物理化学》”，其夫人左宗杞教授是化学系系主任，“他们俩都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派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陈时伟是学光化学的，是当时我们的祖国学光化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左宗杞是研究高温和低温电池的”。
实验课程是由讲师、助教来讲授，“他们还要和学生一起听教授讲课并参与辅导答疑”。
老师们认真、勤奋、踏踏实实地教学，完全做到了对学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所谓精心培养，“就是老师手把手地教试剂瓶怎么洗，容量瓶怎么拿，滴定管怎么看，滴定管如何绝对校正，容量瓶和吸量管如何相对校正，等等。”
课下的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老师常常到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学习，休息日的时候，老师还会请学生出去玩，“偶尔请学生吃红枣”。学生生病了或有困难，“包括老师和其他学生，大家来照顾、帮忙，例如把稀饭熬好了给你送过来。师生之间无显著的界限，是一种真正的师生友谊，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师生平等、师生民主、相互尊重”。
1952年9月初到兰州大学化学系，胡之德被选为班长，学习努力刻苦、工作积极热情、班级活动组织的好，很快胡之德成为化学系党小组组长朱庭珍老师的左膀右臂，进而被学校选为团委宣传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长”，得到了党组织充分的考验、磨砺与培养。
1953年5月，胡之德正式加入中国，成为化学系发展的第一个学生党员，也是化学系除朱庭珍老师之外的唯一的党员。此时距胡之德加入共青团刚好一年的时间。
用一年时间完成思想上的巨大进步和提升、进而得到党组织的青睐和认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我们是从时期过来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解放后的一切都和时期不一样，关心每一个青年，校长对人的关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在旧社会从来就没感受过，所以就感觉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党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感情。”无论是校长还是书记，报告中总会要求全校师生要为了国家建设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只有这样才可以参加和做好国家建设工作，“这种朴素的讲话、朴素的感情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要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
正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种朴素的感情全部抒发在了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感谢信中，“我们要学好，我们也要上战场”。这样的信胡之德写了三封。
毕业前夕，根据学校的安排，生物系、数学系和化学系要成立一个支部，“三个系合起来也才有十几个党员”，化学系的党员依然还只有朱庭珍老师和胡之德，胡之德任化学系党小组组长后，“发展了若干党员”。
1956年毕业时，胡之德获得了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奖并被告知留校工作，“还给我发了几十块钱”，四年未曾回家的他有路费回了趟家。
留校工作以后，作为助教的胡之德，工作先从学做一名“助教”开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带实验课、和学生一起听教授上课等，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整整6年，直到1962年胡之德成为一名讲师。
但是按照当时的要求，讲师依然没有上讲台授课的资格。通过进一步的学习锻炼，胡之德迎来了上讲台之前的试讲，“试讲的时候教研室里所有老师都来听课，当场提问，我试讲了三次才过关”。胡之德迈出了讲课的第一步。
在讲《分析化学》基础课时，胡之德对每一章都要推导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公式或数学模型以表述该章的主要内容和一些实验现象，每讲一张图、一个表格数据和一个公式时总是告诉学生其中的思路、方法和结果分析，以便使学生掌握和学习前人的科研方法，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大都认为他的教学“有系统性、理论性和启发性”。
1979年，胡之德第一次招录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的教学中，他很注重探索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注意启发学生如何由已知去探求未知知识，用已有信息去寻求规律，挖掘文献数据的有效信息及其实用价值，提高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性；始终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如何将数据和图表转化为公式或数学模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在长期的教学中，胡之德编著了《分析化学中的溶剂萃取》、《分离科学与技术概论》和《高效毛细管电泳》等分离科学的参考书。
在做助教期间，胡之德在左宗杞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始终坚信科学技术一定能为中国富强和人民富裕服务”。
在无设备、无经费的条件下，胡之德选择了当时国内外研究极少的反相无机薄层色谱和反相纸色谱作为研究课题，用简单的量筒和滤纸或玻璃薄板做工具，有时甚至将简易工具搬回15平方米的家中做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选择新颖的高效离子交换色谱，对周期表中40余种离子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并总结出了有一定预见性和实用意义的数学模型；相继选择高效液相色谱中的构效关系作为课题，研究了分子连通性指数、诱导效应指数、分配系数、疏水性参数、扩展溶解度参数、酸碱参数等与色谱行为的关系，尤其对扩展溶解度参数的计算，提出了简易的数学模型，完善和发展了前人在这一小领域的工作，计算了400多种有机物的扩展溶解度参数并用于研究其与色谱行为的关系；还研制成在线微波流动注射分析仪，用于贵金属等的分析，制定了一系列新方法；在高效毛细管电泳的分离分析中，他结合中国的传统中药，将高效毛细管电泳用于秦皮、杜仲及其组织培养体系、丹参及其注射液、甘草、天麻等10余种中药及一个方剂中复杂体系活性组分分离和测定，为中药质量的控制和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新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样一个科研工作还未能全面普及的年代，胡之德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交叉学科这个新兴事物及它所具有的“综合性、互补性、互感性、实用性、开放性、创造性、动态性、灵活性、合作意识和群体性”等特点，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交叉学科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理论联系实际、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教育培训和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交叉学科思想并使其成为指引他开展科研工作的主导思想，“我有11个博士后，只有一个是化学学科，剩下的全都是其余学科，如农业的、生物的、数学的、物理的……各科都有”。尤其是对神经网络的研究，更是使他的交叉学科思想发展到极致。
“那个时候我和研究生合作的是单层神经网络。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我认为神经网络有可能用到未知领域，一些用传统方法得到的结果如何将过程换成神经网络，有可能得到更简单明了的新结果。”事实上在做神经网络这一研究工作之初，胡之德对此也不甚了解，但他始终相信该研究进行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能运用到分析化学上，可以预测物质的产生原因，可以找出物质出现存在先后差异的根源，“就应该解释一些别人解释不了的东西”。
在这一过程中，胡之德充分激发了研究生的科研潜力。对于神经网络这一“新鲜玩意”，他在自己并不太懂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去做，“让年轻人去学新东西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教师在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只为了做科研，有培育学生的观点、思维、方法和境界的义务，“让学生出去以后不吃亏”。在这样的培养理念下，胡之德的三位研究生申请到了洪堡奖学金，“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奖学金，全校也没多少人申请到该奖学金”。
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使他和学生们共同合作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SCI论文400余篇，先后获部级成果奖励6次。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中国的“科学的春天”，兰州大学也迎来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爆发，“当时科学大会上兰大有25项科研成果奖，能够说是名列前茅”，胡之德从事的反相色谱与溶剂萃取的研究和与朱彭龄合作的选择性电极研究均获奖。
事实上，早在1956年主席就号召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也曾提出过在科学上要有所进步、有所发现、有所成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科学十四条”同样指出国家的发展一定要有科研。“这就形成了两个中心，即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
在当时经济条件困难的状况下，兰大的老师们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努力从事科研工作，“当时大家的想法是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至少也是在别人的工作基础上有所进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探索，兰大的老师们积累了一批科研成果，哪怕是在社会环境不利于开展科研工作的状况下，兰大的老师们依然没有将实验仪器设施束之高阁。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通知一发出，“学校进行全校动员，让大家把已有的成果都拿出来报奖，报上去批不批准不重要”。兰州大学一共报了25项，“结果都获奖了”。
喜讯传来，一时间兰大声名鹊起，师生的积极性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鼓舞和调动。
但是，时任化学系副系主任的胡之德看到的、想到的却远不止这些，一方面基于对科学研究工作重要性的更加深刻和长远的认识，另一方面是被入校新生一句“我们不知道有兰州大学，是被分配到这里来的”刺痛了心灵，胡之德认识到提高学校知名度是当务之急。
如何提高学校知名度？胡之德有着在当时很前沿很独特的见解：“各种刊物都是面向人类、面向世界的，如果说这些刊物中没有中华民族的旗帜，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称之为优秀民族”。因此，要通过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让别人明白你是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要将中华民族的旗帜插到人类科学文化宝库之中的目的，成了胡之德要提高兰州大学知名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之一。
真正推动起来却谈何容易。受社会环境和固有观念的影响，胡之德在化学系副系主任和任校长期间鼓励教师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行为遭到了很多老师的不解、反对、甚至唾骂，“学校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这件事”。
胡之德并没有退缩，“既然通过发表文章可提升学校的知名度，而且发表文章本身也不是坏事，它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无论多难都要坚持到底，要做工作，就要听不同意见，就要不怕骂”。
这种情况下，胡之德采取了奖励措施，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教师进行物质奖励。当时物质生活条件普遍艰苦，胡之德的这样的做法招来了更多、更强烈的骂声，不退缩成了胡之德对付唾骂的有力法宝。
渐渐地，发表文章的人增多了，反对唾骂的人减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兰州大学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名列全国第三；1995年,在美国《科学周刊》评出的中国最杰出13所大学榜单上，兰州大学位居第六。
1988年，胡之德等在宁卧庄宾馆（右一马临右二周芹香副校长右三胡之德右四邵逸夫）
学校知名度的提高在80年代尤为凸显，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全国赴美留学考试中，兰大连续5年夺得全国个人或集体第一。
从文革中走出来，经历了党的拨乱反正和冤假错案，思想解放，心情愉悦的老师们深切地感觉到80年代“一切都变了”，一时间大家积极性高涨，纷纷觉得应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和精力抢回来，把缺失的功课补回来，为国家的发展、兰大的建设实实在在地干些事情，“这种精神迸发出来之后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家属院夜夜灯火通明。
而这个阶段的学生中有不少经历过上山下乡，“有的从初中开始就在工厂里劳动”，学生也都感觉到机遇难得，同样迸发出了无穷的学习动力。
改革开放带来了诸多好处，一方面“国家从政策上提倡出国留学，开始往外派留学生，组织了全国赴美留学考试”，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增强了。我们深切地明白学校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通过外力来推动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只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去努力，去修炼内功，所以就鼓励、动员大家去竞争，去出国留学”。
率先参与全国赴美留学考试的是化学系、物理系和生物系。为了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三个系组织了一批自愿参加考试的人进行培训，同时组织老中青三代教师在一起讨论教学，“主要讨论美国的化学从哪几个方面努力，考试从哪个方面突击分数会高一点，物理系和生物系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真的是老师和学生几乎都是拼了命了，拼命的结果就是1980年大家不仅都通过了考试，而且物理系学生胡青夺得全国第一”。
第二年的考试，兰州大学“如法炮制”，化学系学生倪锋又是第一，“这次他们就有点惊讶了，但依然不服气”。
接下来的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兰州大学年年第一，“这些学校慢慢地就不说话了，那些不服气和怀疑的声音消失了，学校的声誉也就慢慢起来了”。
新华社记者屈维英专门撰文《兰大为何“状元”多》，刊登在1986年第8期《瞭望周刊》上。
——兰大学生不迷信天资，不依赖客观条件，不企图在学习上走捷径，只知道扎扎实实地学，勤勤恳恳地练。
——当然，兰大也有“六十分万岁”的学生，但学校不给他们开“绿灯”……一九八五年的千余名应届毕业生中，就有六十多名未拿到学士证书。
——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同类大学相比，兰大办学条件比较差。但兰大的千余名教师，具有着强烈的献身西北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
——兰大的领导认为，高等学校必须办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首先是办成教学中心。
——兰大不存在“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反常现象，而是“非教授不能教，非讲师不能讲”。
——兰大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提倡“五湖四海”，全校百分之八十的教师来自外地和兄弟院校……在学术活动方面，兰大重视“远缘杂交”，避免“近亲繁殖”。
当时产生那么多“状元”，用胡之德的话说，“兰州大学并没什么‘独门绝技’，就是老师愿意认认真真教，学生愿意踏踏实实学，这应该说是这一段时期最基本的师生特点”。
这期间有件事是胡之德自己“最为满意的”，那便是破格晋升91位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高级职称。
当时的状况是兰州大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级职称人员一共只有28人，高级职称的晋升由国家教委统管，学校仅有中级及以下职称的晋升权力，而同时只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才能申请国家基金和项目，这样纠结的局面使“我的压力就很大”。
为了学校的发展，胡之德破釜沉舟，分三批破格晋升了91位35岁以下没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很少、但教学水平很高的教师的高级职称，让其享受高级职称最低级别的工资待遇，“确保经济上不让吃亏”。
校内晋升职称之后，胡之德就到国家教委反反复复“跑”，争取名额，“每次在正常下达的名额之外，再争取到3至5名，就这样慢慢地把名额填全了”。
这与当时“提职加薪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胡之德再一次招来了不满、反对和唾骂，甚至有位老先生将口水吐到胡之德脸上，“我其实能够理解，人家教学一辈子都没有提职加薪，所以我也就能忍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怕骂，只要对学校有利的，谁骂我我都得这么干”。几年之后，老先生向胡之德道歉认错。
时至今日，当时破格晋升的91位高职人员中，已经产生了4位院士，“这都是这些年轻人个人努力的结果”，胡之德说道。
或许对于别人而言，退休生活应该是休闲、惬意、畅享儿孙天伦之乐的状态，而胡之德的退休生活只是从一个工作场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场，“我这个人一生始终把学习、工作作为终身的兴趣、享受和快乐，所以退休以后如果没什么事干，我会觉得很无聊。更何况自己是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要始终如一地按照党员标准去做事，直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都应该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胡之德这种“活到老干到老”的愿望恰好与当时社会的需求不谋而合，“我退下来以后，原来国家教委的一些领导，包括后来教育部的副部长、主管高教工作的周远清同志，希望我能把甘肃省的老教授们组织起来，为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
胡之德一方面认为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考虑到该工作没固定经费支持，在做与不做的两难之间徘徊时，“教育部老领导三番两次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无论如何把甘肃的老教授组织起来”。2002年，在甘肃省教育厅原厅长张昌言和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支持下，胡之德组建了甘肃省老教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俗话说“搭台唱戏”。戏台搭好了，怎么唱戏、唱什么戏、唱给谁听……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经过反复考虑，胡之德的目光瞄向了农村，“我觉得农村、基层最需要科技文化，所以就把大家组织起来为农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紧接着，胡之德“硬着头皮从省上申请了20万元”，协会的工作经费算是有了着落。
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基教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做基础”，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省教育厅和学校党委的帮助支持下，协会开展了支持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系列工作。协会组织老教授们到农村开展各种讲座，发动老教授向中小学校、尤其是贫穷的地方的中小学校捐赠图书、书画作品、课桌椅、教学设备等，并面向中小学教师开展培训讲座，促进城乡学校对接、互相参观学习交流等。“这些工作我觉得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基于“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就越要加强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这样的思想认识，协会将关注点聚焦到了青少年身上，这便是协会做的第二件事：青少年思想素质教育。“我们在省关工委的支持和领导下成立了关爱团”。胡之德被推举为省关爱团团长。关爱团针对城市和农村的青少年开展思想素质教育，内容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国情教育、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和创新创业等，甚至已经在监狱里面劳教的未成年人，关爱团也没放弃，“我们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够总结教训、痛改前非，早日回到家庭和社会的怀抱，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显著的教育效果证明关爱团的工作没有白费力气。自关爱团成立以来，青少年受众“至少超过了26万人次”，“就我个人来说，包括三届本科生的入校教育，自考培训辅导中心的报告，青少年如何健康成长、如何发挥自身潜能、如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教育等方面的报告，听报告人数先后约有6万余人”。
在频频与农村的接触中，胡之德找到了另一个落脚点，即协会做的第三件事：推动农业科学技术为三农服务。协会将全省的一些农业专家组织起来到农村开展技术指导，一方面指导河西地区的农民进行葡萄种植，进而改良葡萄品种，然后通过加工葡萄酒等措施发展葡萄产业；另一方面，协会指导东乡县的农民规模种植花椒、发展花椒产业，“包括如何对土地进行改良、如何种植花椒树、如何修枝，我们总结了规律，形成了一套很好的办法，这比单纯种植玉米或者土豆收益要好很多”，花椒产业一经推广，对当地农民的增产增收有了显著效果，深受农民欢迎。
长期以来，医疗是与教育、收入等并行的困扰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协助农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将优质医疗资源引入农村，成了协会推动开展的第四件事。协会专门组织主任医师级别的医疗专家到白银、临洮、和政、东乡、靖远等地开展义诊服务、培训骨干、会诊病例、规范管理等举措，实现了“送技术、送管理、送经验、送智慧到农村去”的目的，使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社会效益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均有提升，“直接受益的患者约有两万人，而且对专业医生的培训提高了全科医生的治疗水平”。
协会的部分老教授们秉持着“只要对社会有利、对解决就业有利的事，我们都应该支持”的理念，在帮助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开辟了协会的“第五战场”。协会不仅帮助非公有制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且在非公有制企业选择项目时积极建议它们选择“有市场需求的、民生的、绿色的、对环境友好”的项目，甚至协助它们开发新项目。协会将学校一个小型实验室的催化剂成果送到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应用，从小试到中试，从符合生产需求到扩大生产，经过七年的反复“折腾”，最终将该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幸亏这位非公有制企业老板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坚持下来，才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在该项目的基础上，该企业不仅成功申请了10项专利，而且解决了140余人的就业问题，“这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是有意义的，也算是为国家分忧解愁吧”。
协会的工作触及的远不止这些。在胡之德的带领下，协会助力盐锅峡滑坡治理中对当地居民的迁移补偿事宜。盐锅峡水电站是我国黄河上游的一座水力发电站，因存在滑坡情况需要迁移部分居民，对这部分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协会就发动院士、老教授写调查报告和意见建议，送到各级政府，一直送到中央”，为这部分迁移居民争取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协会协助国家级贫困县两当县做经济建设规划和“十一五”发展规划。老教授们在主动深入调研两当县25个镇村的基础上，为两当县出谋划策，“最后两当县的规划本子经过修改以后报到省上，成了省上抓的试点，对两当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甘肃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积极提出建议、撰写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少年教育教材并在全省推广……
连年来的奔走和付出带来的不仅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还有熠熠生辉的头衔荣誉：“全国银龄行动十佳老人”、“陇原十佳老人”、“全国关工委先进个人”、“兰州大学首届十佳老人”……这是对一个将个人能量丝毫没有保留地奉献给他所钟爱事业的老人的极大褒奖和肯定。
2009年，胡之德被评为“全国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表彰，并被教育部推举为教育界在“双先会”上唯一的发言代表，成为最终上台发言的五人之一。
时任中央、国家副主席的习同志在大会讲话中高度称赞：“今天发言的兰州大学退休干部胡之德同志，团结和组织老教授，开展银龄援农行动，为贫穷的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做了大量、实实在在、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离退休干部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宝贵资源，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兰州大学老教授协会被评为“全国老教授先进单位”。
对此，胡之德这样说道：“这都是在我们党政的领导下，我作为一个教师、一名普通党员应该做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兄弟协会以及老专家、老教授的帮助支持下才获得这样一些成绩。老教授协会是一个老龄高智力群体，只要你组织的好了，是一定能发挥作用的。所以受到表扬不仅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们老教授协会的鼓励；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老教授协会的荣誉”。
志胆俊驰，深情如炬。胡之德的深情，在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萌芽、生发为对党和国家的拳拳赤心，在兰州大学学习生活工作成长的60多年来将这一腔豪情抒发为敢想、敢干、敢拼的凌云斗志，书写为对学生、对老师、对兰大、对甘肃、对教育事业的款款浓情，即使退休后依然坚持发挥余热，用最纯净、最透亮的光和热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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